张连奇老师1937年8月21日出生于宁夏银川市。 1956年8月毕业于北京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市第101中学任音乐教师。 1997年9月，他光荣退休。

张连奇老师曾组织带领学校文艺社排练演出了一大批歌颂党和人民的优秀剧目，丰富了学校的文化生活。他与王伯英老师等同事一起，将101中的校史改编编成《校史唱》，使其成为经久不衰的校园文化经典。

张连奇老师自1979年起担任海淀区兼职教研员，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 1980年，以“歌唱”为主的教学体系开始改变，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整体多元结构的教学理念”。

张连奇老师曾参与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学音乐学科能力”研究项目，并负责《概述》中《教学理论》的撰写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学》。

1984年至1988年，张连奇先生负责组建中学生北京金帆交响乐团并担任指导员，为101中学金帆交响乐团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张连奇老师自1986年起担任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教育编辑部编委，为我国音乐教材建设做出了贡献。

张连奇老师工作成绩斐然，多次荣获海淀区、北京市及国家级奖项：

195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辅导员；

1985年被评为海淀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9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199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学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附录2】张连琪老师自传

回顾我的成长之路

张连奇

我已经快八十岁了。之前我跟家里的亲戚说过，我不会再写东西了。但在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把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写在这里，向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感谢。

1956年，我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101中学工作。那时，我才19岁。不管怎么看，那时的我还年轻，不成熟。来到学校报道的时候，我显得有些紧张和尴尬。我在校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王益智校长、肖原主任和王瑞华老师。他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王校长对大家说道：“好吧，我们学校又多了一个小弟弟。”然后他告诉我：“你一定要虚心向老老师学习，努力学习。”我点头同意。热心的王老师向我介绍道：“你要知道，王校长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然后他指着肖原主任说道：“这是肖主任，专注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此时，我知道今天遇到的学长们都是学校里有影响力的领导和老师，我感受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亲切和温暖。

在学校，我的主要工作是音乐教学。当谈到音乐教学时，这是我选择的职业抱负。起初，我以为我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当我真正进入教学实践时，我发现自己的基础还差得很远。

有这样一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有一次，教务处的老师通知我，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师生要来学校上音乐课，让我做好准备。预定上课的那天，我上课的题目是《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我非常喜欢这首音乐并且听了很多遍。但我从教学参考资料中对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其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仅了解一些粗浅的知识。无奈之下，我找到了王伯英老师，请他给我出谋划策，如何上好这门课。王老师让我去图书馆查阅楚汉冲突史，查阅有关琵琶音乐的相关知识。然后他引导我以历史故事为线索，以音乐的音乐结构和演奏技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聆听这首曲子。音乐。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地选修了这门课，并得到了北师大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和鼓励。事后回想这堂课，我很佩服王老师的博学多才和教学创新精神，更钦佩王老师对年轻教师的无私关怀和支持。

在学校的课外社团活动中，我亲眼目睹了王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背诗词、台词，启发戏剧队员理解人物、表演小品。我还看到了他是如何指导艺术团的。学生们排练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在这些活动中，他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也引导学生学会做人。他的例子激励我加强专业音乐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学生乐队中联系实践。其中，以参加军乐队的学习和练习最为常见。在乐队里，我向老成员们学习了各种乐器的基本知识，并将学到的乐队配器知识运用在编排合唱伴奏中。这种教与学的机制让我顺利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我永远不会忘记苏小明、王培、周莉、李连生等乐队成员给予我的支持和关心。

一位校友对我说：“你和王伯英老师创作的校史合唱团在同学中很有影响力。”我想说，创建校史合唱团是学校教育改革的需要，是文芳校长倡导的校史运用。革命传统教育的产物，也是王伯英老师带领我们组织学校艺术团的学生用文艺形式来实施这项教育工作的结果。记得王老师动员文工团的学生参加校史考察。在采访老校长郝仁初和众多校友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为《校史合唱团》和《校史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说起《校史合唱团》的创作过程，王老师首先创作了《走在前面》的歌词。拿到歌词后，我在音乐教室思考了一整夜，最终决定用进行曲的体裁来表达歌曲内心的情感，以激昂、进取的情感。基于这个想法，我在钢琴上弹了无数遍才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我很高兴地将歌曲的初稿交给王老师审阅，得到王老师的认可后就定稿了。后来，同学中的一些文艺人才参与了“校史合唱团”的创作，但从合唱团的整体结构来看，这些创作并不能很好地概括校史精神。因此，校史合唱团的全部歌词都是由王老师亲自创作的。当我陆续收到这些歌词时，我深深地陷入了激动人心的情感漩涡中。我想象着校友们庆祝胜利、辛勤建设学校、游行、学习、参军等生活场景，体会他们的情感和声音。这一切不断激发着我的创作灵感，也陶冶和升华了我的情感。客观地说，是当时的学校领导为这种校园文化的形成指明了方向；这次工作是王伯英老师创造性地组织和领导的，进一步丰富了我校的校园文化。我也为与王伯英老师合写的校史合唱团能够成为北京101中学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深感自豪。

在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中，我承担主要责任。无论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还是学生的排练、演出工作，都需要我亲自去做。为了完成艺术节的演出任务，我创作了小型音乐剧《小马过河》、器乐合奏《足球友谊赛》等节目，在海淀区文艺演出中获得好评和奖励。基于这次共同生活的经历，我与宣传队的老师、同学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我脚受伤无法参加训练时，王英民和孙立文两位老师承担了宣传队的全部工作。为了保证宣传队的演出需要，节省学校经费，邢杰老师利用废旧布料，手工制作了一批藏族舞蹈服装。文艺宣传队骨干成员众多，如擅长舞蹈的李雪、官虹、郭汉、朱童、张玉明等，还有傅其英、关芳、王海生、张燕妮、卞氏等。擅长器乐的玉成等，已成为宣传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参加了许多庆祝节日和支持农业劳动的三夏演出。演出了舞剧《红色娘子军》、舞蹈《洗衣舞》等一大批自编自演的艺术节目，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提振工作士气起到了宣传作用。教师和学生。

1988年，金帆交响乐团成立。乐团的成立源于北京市教委陶西平主任的指导和支持。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基础教育中重视美育工作，并以课外艺术教育的发展促进素质的提高指导市教委曹华指导班级美育工作。导演邀请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师余音负责金帆交响乐团的组织和筹备。幸运的是，我是最早参与准备工作的人之一。

金帆交响乐团的早期成员分散在北京20多所中学。乐队成员组织意识很淡漠，纪律也很松懈。因此，学生的思想教育负担非常重。面对如此困难的情况，乐团办公室指派我来做这项工作。更麻烦的是，此时乐团还有在北京和德国柏林一所高中同台演出的任务。经过与办公室老师们的商量，我决定先制定乐队学生的行为规范，对学生提出积极的要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交流中展示中国中学生优秀的精神面貌和艺术水平。活动。这一指导思想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半年过去了，在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精心指导和刻苦排练下，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与德国中学生乐团的同台演出受到了德国朋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赞誉。

在乐团的日常工作中，我有机会与乐团的专业老师讨论音乐，向他们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音乐能力。其中，黄飞利、郑晓英、余音、李大一、曲堂文等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黄飞利教授。他非常支持我坚持的乐团指导思想——金帆交响乐团应该是一个中学生的业余乐团。乐队成员主要学习基础教育中的文化课程。学习演奏乐器、排练音乐作品只是他们的爱好。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走上职业音乐家的道路，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生力军。我们不能只注重乐团的专业训练，而耽误了学生在学校的文化学习，耽误了他们的生活。非常感谢黄飞利教授。他睿智、豁达，能够理解从事基础音乐教育的老师们的苦心。他在办公室老师和专业老师之间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沟通协调工作，从而保证了金帆交响乐团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前进。

金帆交响乐团的完善和发展阶段，是乐团学生由分散在20多所学校逐渐集中到我校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顾荣兴校长、王志清主任、李海峰校长下了很大的决心。在接收这些才华横溢的学生时，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让金帆交响乐团在一零一扎根并蓬勃发展。在此期间，乐团在黄飞利教授的指挥下排练并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大型经典作品。一时间，金帆交响乐团的声誉传遍了我国音乐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如此迅速的进步和提高，部分得益于乐团扎根于北京101中另外，顾荣兴、王志清、李海峰三位校领导在育人问题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宽慰。文化课上的表演，引起了学校里一些老师对招收有音乐天赋的学生的不满，学校里有一种负面的舆论，认为乐队学生拖了学生的后腿，这种情绪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向三位领导关心的事情，三位领导对我说：“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我们的教育理念应该是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难道说学好数理化的学生就是国家的人才吗？音乐生不是国家的人才吗？”他们的话让我很感动，更加坚定了我做好乐团工作的决心。时至今日，金帆交响乐团的学生中既有毕业于清华北大的科技人才、学术人才，也有来自各大文艺团体的音乐艺术人才。他们没有玷污北京101中学的荣誉，而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扬了北京101中学的光荣传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从完成走向更高完成。

在音乐教育专业能力的提升方面，我受益于北京师范学院、海淀区师范学校等学术平台。 1956年至1958年在北京师范学院跟随姚思源老师学习基础乐理、和声、小乐队配器；我跟随阿比盖尔老师和严少武老师学习钢琴演奏；我师从刘俊峰老师。命令。从1956年到退休，我在海淀区师范学校，与海淀区许多学校的音乐老师讨论音乐教材和教学方法，互相听课、评课，还参加教育和教学活动。科研“中学生音乐能力培养与研究”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大量的教学实践，我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当然，在海淀师范学校的学术平台上，我也了解到老教师是如何关心和帮助我的，并真诚地帮助一些年轻教师进步和提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我多年的朋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还要提到首都师范大学的曹力老师。 80年代末，她与我合作编写了《中学音乐教案的选择与评价》一书，并推荐我参加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共同研讨国家重点课题“中学生音乐学科能力目标与培养”，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与培养·音乐》一书。此外，我还参加了曹力老师领导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承担了部分写作工作，出版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一书（已出版）。受到许多人的好评，被选为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专业教材）。

1989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曹力老师、吴斌同志的推荐下，多次参与人民音乐出版社主编的音乐教材的编写。在这项工作中，从教材的整体设计到各单元的编写，以及《教师用书》的编写，我都尽心尽责、尽职尽责。这也使我进一步提高了基础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1997年，我虽然已经从学校退休了，但仍然坚持着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有意义的职业。

2001年，我作为音乐课程标准制定小组成员，参与了《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的制定。在其中，我承担了一些起草和写作任务。文件初步定稿后，完成了《音乐课程标准解读》和《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培训手册——音乐课程标准培训》的部分编写任务。此后，《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颁布后，我承担了部分省市推广音乐课程标准的培训工作，并完成了音乐课程标准的培训工作。相关部门给我布置的培训任务。

回顾我的成长之路，虽然也经历过很多坎坷和波折，也遇到过一些痛苦和磨难，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很高兴，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我仍然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应该感到满足，更应该感恩。感谢培育我成长的有关组织和单位，感谢所有帮助我逐渐成长的领导、老师和同学。

我热爱我一生的音乐教育事业！

我爱以前和我住在一起的学生！

我爱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北京101中学！

历史组王东 编